提问：徐鸣春 河南省武陟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

请问我们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所谓的“普世价值”有何根本区别？

解读：韩爱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面时代之变和世纪之问，创造性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理念指引。与此同时，个别西方大国罔顾需求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奉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圭臬，执意搞小集团、拉小圈子，不断将世界推向撕裂、分化甚至对抗的边缘。向世人展现了自私傲慢的本性，也将境界高下立判的两种价值理念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概括起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三个本质的区别。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价值源于实践，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基础是全人类共同、普遍的生产生活实践。冷战结束后，高新技术和全球化迅猛发展，使得各国人们生活的关联度前所未有，世界存在的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出现了三个“共同”：一是各国拥有了共同利益。比如，当前全球贸易的80%由全球价值链贡献，维护价值链的稳定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而在大国对抗和霸权争夺的冷战时期，国家利益具有高度零和性和对抗性，要保证自身最大利益就必须在对峙中战胜对方。二是各国面临着共同威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让全世界意识到，人类真正的威胁是不分国别、地域和人群的，而是共同的。同时任何国家不可能单独应对威胁而独善其身。三是各国拥有了共同价值。世界各国在日益紧密的互动中认识到，各国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人类文明由大家共同创造，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人类文明存续才能有基础支撑；国家是平等的，只有在国际交往中做到公平和正义，国家平等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保障了个人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可以看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发展到共同体阶段产生的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这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践源头有二：一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反封建的抗争意识和反宗教的世俗思想，对当时推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由欧洲拓展至其他地区，形成国际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以其武力的优势，越来越以文明优越自居而孤芳自赏，以异端定义与自己有差别的国家，以强权政治、霸权逻辑开展国际交往，由此走向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对立面。封建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当今国际体系也已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普世价值”的实践基础早已过时。进一步讲，“普世价值”是基于西方独特历史实践而形成的价值理念，不可能凌驾于所有时代之上，这是它无法为共同体时代的世界提供有益思想的根源。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追求的目标不同。价值理念的意义在于引领实践，首先是确立正确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论述明确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一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摆脱以“零和博弈”为理念、以“结盟和战争”为主要互动方式的旧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历史证明，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战争与冲突史，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欧洲列强在1494—1975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策动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间不超过25年。战争带来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让无数人类文明成果毁于战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深层动因也在于避免人类文明因战争而衰落。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性，重构以全世界为单位、以全人类为归依的思维方式，共同应对挑战、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创造多样化的现代文明。三是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类的美好未来取决于每个具体的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没有得到提升，他们的美好生活有没有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的是“现实的人”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或“自然的人”的空洞关怀。这三个目标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条鲜明主线：共建美好生活，服务人类进步。

西方“普世价值”所追求的则是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将之拓展到世界每个角落。西方国家拥有先发优势，但毕竟在国际社会中是少数，更多的成员还是非西方国家。如何才能持续地以少胜多、保持主导地位？除了提高国力和竞争力之外，西方国家的关键策略就是将“普世价值”作为向非西方社会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将非西方国家西方化。其逻辑是，国际秩序的核心构成要素是行为规范，而价值观决定着规范的具体内涵。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只要接受了“普世价值”，则西方阵营扩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就进一步扩大。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其真正内涵也在这里。可以看出“普世价值”追求的目标皆为私利而全无“普世”可言，更为关键的是，自确立追求目标的那一刻起，“普世价值”的全部价值就已表现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呈现，而再无任何理念可言，更遑论引领人类社会的新实践了。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目标不同意味着方式的差异，关键是哪种方式符合时代潮流。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目标都有一个前提，即“共同建设”，这表明实现目标的方式是各国团结合作。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共同体的行为逻辑就是团结合作，达成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挑战，提高各国的整体福祉。同时尊重各国的平等权利、发展差异和文明成果，这是团结合作的基础。

“普世价值”实现目标的方式则完全不同。首先，以“普世价值”为标签将世界一分为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是“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也就是以“普世价值”来框定朋友圈。美国总统拜登则在首次正式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1世纪将是民主与专制对抗的世纪。这种二分法不是要寻找团结合作的对象，而是挑选需要将之西方化的对手。其次，自我标榜，将“普世价值”描述为优越的，是超过其他文明的，凌驾于一切时代之上，可以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以此提升“普世价值”的内在品质，便于在全世界推而广之。最后，对于非西方国家，强迫其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大肆干涉其内政。西方国家往常典型的做法就是打着“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等各种旗号，不惜动用武力颠覆他国政权，然后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造”或“国家重建”。近年来则热衷于搞颜色革命，在对象国内部制造系统性危机事件，摧毁政府行动的合法性，为“普世价值”的渗透创造条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甚至不惜发动混合战争，先制造“可控的混乱”，而后通过再造和平、秩序恢复来塑造有利于价值观渗透的态势。事实上，这些手段不仅没有实现西方的预期目标，反而带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在美国的重建声中沦为一片废墟；20年的阿富汗改造，带来400万人流离失所、270万人逃往海外。尤其让美西方苦恼的是，“普世价值”的暴力本质也由此更加难以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