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定陵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显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的陵墓。这里还葬有他的两个皇后（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后）。定陵坐落在大峪山下，位于长陵西南方，建于1584～1590年（万历十二年至万历十八年）。

定陵的主要建筑有祾恩门、祾恩殿、宝城、明楼和地下宫殿等，占地182000平方米，是明十三陵中一座唯一被发掘了的陵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定陵被当做“牛鬼蛇神”批斗，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棺椁被毁。且由于当时人们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和发掘技术有限，使定陵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未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迅速风化，因此，定陵的发掘也被认为是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此后，国家出台政策不再主动挖掘帝王陵墓。

人物简介

朱翊钧（万历帝，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1572年，朱翊钧即位大统，年号万历，在位共48年，勤于政务，支持张居正改革。1620年，明神宗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

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明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为了其父子嗣中最为年长的，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没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万历皇帝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虽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但仍可看出他对于幼年皇帝朝夕训诲的急迫心情，初衷未为不妥。然而当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上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 。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 ，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 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人事变更的结果，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责无旁贷地肩担起培养万历皇帝的重任。而此次政治震荡对幼小的万历皇帝产成的刺激也颇为深刻：“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而且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明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就在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建筑历史

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皇后的陵墓，它是分布于北京的十三座明代皇陵中一座进行了考古发掘的陵墓。定陵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动工，历时6年完成，共耗用白银八百万两。

陵墓建成时皇帝只有28岁，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该陵墓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定陵成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成祖长陵、世宗永陵、神宗定陵)。完全仿照他的祖父世宗的永陵建造。它的地面建筑共占18万平方米，前有宽阔院落三进，后有高大宝城一座。陵正门前方是三卒汉白玉石桥。过了桥是高大的碑亭。亭周围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监等建筑物300多间。再往后就是陵园最外面的围墙－外罗城（围墙外的围墙，由明世宗开始，由于明神宗建陵时仿照世宗所以有外罗墙）。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

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建筑布局

总体布局

陵宫的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地上部分的主体建筑坐落在大峪山与蟒山主峰之间的中轴线上。陵前一条神道全长3千米，由长方形青石板铺就，宽阔的路面上可并排行走3辆马车。从七孔桥以北100米处向西北延伸，经三孔桥和金水桥，便可直抵陵园门口处的无字碑。无字碑体积巨大，螭首龟趺，因其迥异于常见石碑，通身光洁不留一字而得名，也成为后人心中的谜。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先生曾六度拜谒此地，但对于无字碑背后之谜，却也是始终不明就理。清人梁份经过悉心考证后，在《帝陵图说》一书中道出了他所理解的个中缘由：最早长、献、景、裕、茂、泰、康7座皇陵门前均无碑亭，到嘉靖皇帝在位之时才补建而成。尚书严嵩希望碑文由世宗撰写，但嘉靖皇帝认为天命已定，功过当由后世评说，于是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梁份认为，其后的几代皇帝自然也深感其中滋味，“功德”勿需直言，由此碑身皆光洁无字。然而对于长眠定陵的神宗朱翊钧而言，无字碑却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墓主人功过参半的矛盾一生。如今，三孔桥已经荡然无存，无字碑初建时的方形碑亭也在清初被八旗军所毁，只剩下庞大的石碑仍然完好，矗立在青天之下，默默睹视世间沧桑。其外围是一道将宝城、宝城前方院一包在内的“外罗城”。城内面积约18万平方米。罗城拥有一个歇山顶式大门，位于陵区的石桥和碑亭之后，形高体大，作为整个陵宫的入口，成为第一道大门，黄瓦覆顶，朱红大门，另外设有三道券门。在外罗城内有一片空地，左侧建有神厨三间，右侧建有神库三间，分别作为朱翊钧死后继续享受帝王之福的生活资料提供场所。清梁份《帝陵图说》对这道外城成做过这样的描述：“铺地墙基，其石皆文石，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左右长垣琢为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之壮（状），莫不宛然逼肖，真巧夺天工也。”又谓：“覆墙黄同瓦瓦，刻砖为斗拱，檐牙玲珑嵌空，光莹如玉石。甲申之变，寸寸毁之，而不能尽毁也。”外罗城仅前部正当中轴线位置设宫门一座，即陵寝第一道门。其制，黄瓦、朱扉、设券门三道。外罗城内，偏后部位为宝城。其平面接近标准圆形，直径约230米。宝城墙的垛口均采用打磨平整的大块花斑石垒砌。内环砖砌宇墙，宇墙与垛口之间为铺砖马道。宝城墙的前部设有城台（又称“方城”），城台下承石刻须弥座，上建重檐歇山顶式的明楼。明楼的建造极为考究，不仅楼内采用砖券顶，无木构梁架，而且上下两层檐的檐椽、飞子、望板、斗拱（上檐为单翘重昂七踩式斗拱，下檐为重昂五踩式斗拱）、额枋、平板枋及上下檐之间的榜额（刻“定陵”两字）也全部用巨石雕刻拼砌而成，其上油饰油漆彩画，酷似木构建筑，然实无片木寸版。楼壁前、后、左、右四面各辟券门，楼内树圣号碑一通，高6.195米，碑首为方形，前后刻双龙戏珠图案，正面有篆额“大明”两字。碑身正面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个径尺楷书大字。碑趺采用上小下大五级方台式，其上面四级自上而下，分别雕刻双龙戏珠、云、宝山、海浪等图案。城台的下部无券门之设，但城台左右各有冰盘檐式石刻门楼，由门楼进入，有礓石察道由城前上达宝城、明楼。宝城之内封土满填，中部有三合土夯筑而成的上小下大圆柱形的“宝顶”。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闰三月，因定陵帝后人葬后隧道回填完毕，工部曾奏请议定宝顶规制，熹宗皇帝（神宗之孙）下旨说：“定陵宝顶规制乃皇祖（指神宗）亲定……著照永陵丈尺培筑。”但实际上定陵宝顶却筑得比永陵还大。宝城的排水采用墙外设石刻排水螭首和墙内设排水方井的方式（排水方井的底部设有通于宝城墙之外的排水暗沟）。

三进院落

宝城之前，在外罗城内设有三进方形的院落。

第一进院落，前设单檐歇山顶式陵门一座，制如外罗城门，为陵寝第二道门，又称重门。其左右各设有随墙式掖门一道。院落之内无建筑设施，院落之前（外罗城之内）左侧建有神厨三间，右侧建有神库三间。

第二进院落，前墙之间设祾恩门。其制面阔五间（通阔26.47米），进深二间（通深11.46米），下承一层须弥座式台基。台基之上龙凤望柱头式的石栏杆及大小螭首设置齐备。前后还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按《帝陵图说》所记，祾恩门台阶的形制为“中平（指雕刻图案的御路石）外墄（指台阶），中为御道”，则明朝时该门台基也应有御路石雕。祾恩门左右各设随墙式掖门一座。院内建左右配殿各七间（《昌平山水记》记为七间，《帝陵图说》记为九间，本书据遗址分析从前者）及神炉左右各一座。祾恩门在清初曾遭八旗子弟损毁，乾隆皇帝曾将其重建，但在民国时又遭焚毁，如今大殿已经不复存在。

第三进院落，前墙间建有陵园最主要的殿宇——祾恩殿。其形制为重檐顶，面阔七间（通阔50.6米），进深五间（通深28.1米），下承须弥座式台基一层，围栏雕饰同祾恩门。台基前部出有月台。月台前设三出踏跺式台阶，左右各设一出。殿有后门，故台基的后面亦设踏跺式台阶一出。其中，后面一出踏跺及月台前中间一出踏跺设有御路石雕。刻龙凤戏珠（左升龙，右降凤）及海水江牙图案。祾恩殿左右各设随墙式掖门一座。院内沿中轴线设有两柱牌楼门（棂星门）一座、石几筵一套。牌楼门的两柱作出头式，白石雕成、截面为方形，顶部雕坐龙，前后戗以石抱鼓。石几筵，由石供案和石供器组成。石供案作须弥座式，石供器由香炉（一座）、烛台（二座）、花瓶（二座）组成。形制如长、永等陵。

此外，定陵外罗城之前，左侧还建有宰性亭、祠祭署，右侧建有神宫监、神马房等附属建筑。定陵卫的营房则建于昌平城内。其中，定陵祠祭署的建筑布局是，中为公座（办公用的正厅），后为官舍，前为门。神宫监有重门厅室，房屋多至300余间。

定陵地下宫殿在地下27米处，规模宏大，由五座石室组成（前室、中室、左配殿、右配殿、后室）。地上陵宫由宝城、明楼、祾恩殿（重檐7间）、祾恩门（5间）、左右廊庑（各7间）及外罗城内外的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占地约18万平方米。

考古发掘

定陵地宫中殿

1956年-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此后有关部门又对出土文物进行修整，修葺地上古建筑，公元1959年就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出土时，孝端皇后上盖缎被，尸体身下铺一床织金缎被，再往下有四层褥垫，其中一层褥垫上缀着100枚“消灾延寿”金钱。皇后头戴黑纱尖形棕帽，装饰着金簪，上身穿绣龙方补黄绸夹衣，下身穿黄色缠枝莲花缎夹裤，足蹬黄缎鞋，腰间系着绣云龙纹长裙。神宗的棺椁内塞满了各种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和织饰匹料，尸体的下面垫着一条锦被，被下还有9层被褥，其中一件被褥上缀着17枚“吉祥如意”金钱。神宗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穿刺绣衮服，腰系玉带，下身穿黄素绫裤，足蹬红素缎高绣靴。经过仔细清理分类，共发现各种珍贵金器数百件，其中以帝、后的金冠最为精美；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尤以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龙袍和皇后的罗地洒线绣百子衣最为珍贵。

神宗头侧圆盒内的一顶金丝翼善冠，全用极细的金丝编织堆垒出二龙戏珠图案，孔眼细小而均匀，造型生动活泼。如此繁复的制作，外表却不露丝毫接头，体现出高超的手工技艺。

皇后凤冠有三龙两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上六条龙均由金丝编织而成，栩栩如生，三只用翠鸟羽毛粘贴的凤居下，仿佛要破空而起。龙、凤口衔珠宝，在由珍珠宝石缀编的牡丹花、如意云、花树之间穿行。凤冠后的六扇博鬓左右分开，珠光宝气，极其奢华，其上共装饰红、蓝宝石128块，各种珍珠多达5400余颗。衮服龙袍是皇帝参加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等最为隆重的典礼时才穿的服装。缂丝十二章衮服的底纹上布满字图、寿字图、蝙蝠和如意祥云，寓意万寿洪福。前后身和两袖缂丝制作12个团龙，每个圆形的团龙周围饰有8种吉祥图案：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另外繁复的十二章图样也全收其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王朝的统治，皇帝的文武兼备。织造龙袍所使用的缂丝技术也是非常独特的，然而这种技术到今日已是失传已久。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励精图治，生活节俭，严禁缂丝制作服饰，因为缂丝工艺复杂，成本高昂，熟练织工一日只能完成一寸，制作一件长衣的缂丝面料需要连续不断织造10年之久。自明朝宣德年间开始，缂丝才在皇室奢侈之风作用下重现世间，而神宗皇帝的衮服需要再加上孔雀羽、真金丝线等等工序，可谓绝代奢华。

罗地洒线绣百子衣出于孝靖皇后棺内，图案优美，极富感染力，升龙、行龙左右盘绕，龙身四周饰以云水，极其威严。在前后襟与衣袖上共绣有100个活泼童子，姿态各异，或读书，或出游，或沐浴，不一而足。周围饰金银锭、方胜、古钱、犀角等八宝，还有以梅花、荷花、桃花、菊花、山茶等花卉组成的春、夏、秋、冬图案，蕴含“子孙万代，多福多寿”的寓意。

定陵地下宫殿出土了各类器物3000多件，其中有金器、银器、玉器、珠宝、金冠、凤冠、兖服、冕旒、百子衣等。明定陵的发现，为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地宫结构堪称明代皇陵规制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