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不幸罹难。当时，张作霖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行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不意竟惨遭敌国残害，令人泣血。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官总司令，承继父业，主政东北。他上台之后的半年之内，做了两件大事，使国人震动，中外侧目。其一为东北易帜，宣告统一；其二为诛杀奉系重臣杨宇霆和常荫槐。因为杨宇霆的声望高于常荫槐，人们提及杨常事件，多谈杨宇霆之揽权跋扈，而对常荫槐则一笔带过，给人的感觉是常荫槐只不过是杨宇霆的“陪斩”。但实际上，常荫槐并非等闲，素为张作霖倚重，久居显要，并不是靠着杨宇霆的“提拔”才升上高位的。《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所录的《常荫槐其人》一文称：“迨张被炸身亡后，旋与奉系智囊人物、总参议杨宇霆结合得非常密切。”就是说，杨常“联手”，大约是在张作霖亡故之后才凸显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常荫槐。

常荫槐出身：“富可敌国”

常荫槐祖籍山东寿光，后迁至吉林梨树县西北刘家馆子乡，应当也是“闯关东”才到东北的。到了常荫槐这一代，常家积累了巨额财产，堪称“富可敌国”。在黑龙江讷河县，常家占有大量土地，据常家管事人讲：“日初骑马出发巡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可见其土地之广。常家兄弟四人，常荫槐排行老四。他的三个哥哥也都有所作为，不是一般平头百姓，尤其是他的大哥常荫廷，举人出身，历任县知事、道尹、铁路总办（呼海、齐克两线）及黑龙江省政府参议等职，在黑龙江省颇有势力。其人也和常荫槐一样，勇于任事，飞扬跋扈，充任绥兰道尹时，曾创编所属各县“游击队”，并兼任“游击队”营务处会办、清乡会办，在剿匪方面颇为得力。常荫廷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部下，与吴过从甚密，结为“异姓兄弟”，而吴俊升和张作霖是“把兄弟”，这么说来，张作霖和常荫廷也有“兄弟之谊”了。有不少资料说常荫槐与吴俊升是表兄弟，但不能证实，《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选录的《常荫槐》（作者田庸）一文认为，常阴廷与吴俊升结拜，亦属讹传，并无其事。

常荫槐的二哥和三哥也不简单，他二哥经营家业，三哥在哈尔滨开设聚德永钱庄和商号。

常荫槐生于1876年，早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考入奉天法政学堂。常荫槐常年吃素，但体格强健。在黑龙江时，送客至门外，也不戴棉帽、不披大衣，“人多怪之”。

1910年，常荫槐从奉天法政学堂毕业，随其大哥到黑龙江发展，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为许兰洲）军法处长，据称，常荫槐工作伊始，即“以勤黾公务，为人所喜。”1922年第一次奉直战争时，常随许兰洲出兵马厂，后奉军败绩，军队溃散，难以收拾，张作霖任命常为军警执法处长。受任后，行事果断，弹压溃兵，颇为得力。返回奉天后，又因胡匪四起，治安糜烂，张作霖又任命常兼任奉天清乡总办。常荫槐感受知遇之恩，立誓效忠。

1925年，常荫槐任京奉铁路局长，1926年兼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政务处长，交通司令。1927年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立潘复内阁，常荫槐任交通部次长，其部长虽是潘复兼任，但由常荫槐掌管部务。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常荫槐又任黑龙江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从其任职经历来看，常荫槐懂法律，更懂交通，所以，常荫槐擅做“军法处长”，更是东北交通界的实权人物。其生平所担要职，多与铁路有关。值得指出的是，常荫槐虽随军多年，但对攻防，却不慎了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常荫槐曾在河北大城指挥战斗，但他却将骑兵置于正面战场，结果，直军一个冲锋，便将他的骑兵队形冲垮，四散逃奔了。

常荫槐“任事”：四面树敌

单田芳的《乱世枭雄》中有这样一段，郭松龄兵变时，打的是张学良的旗号，要求老帅让位。又联想到张学良一贯“纵容”郭松龄，使郭谋得兵权，自然气炸了肺。当时，常荫槐是执法处长，张作霖便命令他去抓张学良，“就地正法”。常荫槐答应了一声“是”，就往外走，杨宇霆赶紧将其拦住。此说虽不足信，但也颇为传神地刻划了常荫槐的行事作风。

常荫槐是奉系要员，凡任内之事，向来认真负责，雷厉风行，敢做敢当。对官场应酬和绿林式的往来，颇不以为然，因而四面树敌，但也由此引来张作霖的赏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被直军向“赶鸭子”似的撵回老家，受此重创，奉军士气低落，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也有所抬头。常荫槐时任奉天军警执法处长兼清乡总办，对于士兵聚众闹事，打架斗殴，破坏公共秩序等不法行为的治理，颇为得力，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整肃军纪的效用。

但常也有杀戮过重，失于残酷的一面，1923年，奉军第四混成旅某团（驻中东路沿线博克图车站）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哗变，团长被杀。张作霖派常荫槐会同吴俊升前去查办，常荫槐到达该团驻地后，假意安抚，将一部分哗变出逃的士官骗回来，当场剿杀100多人。就连吴俊升这样匪气过重的“军头”都认为这种“无差别杀戮”太过极端。

对铁路的治理，常荫槐亦施“辣手”。京奉铁路，原来相当混乱，特别是军人乘车，多视买票为“下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坐你个破车，还要买票？当时有个顺口溜，“妈了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象地说明了当时铁路的混乱状况。

常荫槐接任京奉铁路局长之后，大刀阔斧，严格稽查，在沈阳、锦州、山海关等车站加派得力干将，“武装”查票。对于拒不购票的兵痞，以及违犯规章的散兵游勇及货运单位，一律施以严惩，从来不怕得罪上级和同僚。在常荫槐的治理下，紊乱多年的铁路交通面貌大有改观，路局面貌为之一新，路局收入也随之攀升，京奉铁路一跃成为全国模范路局之一。

据田庸的《常荫槐》一文记载，当时有一位团长无票乘车，被查出后，不但拒绝补票，还来硬的，骂不绝口，并且掏出手枪吓唬人。稽查人员也不示弱，将其手枪夺下，拖下火车，报请常荫槐处置，常荫槐商请张作霖同意后，在车站月台上枪决了这个团长。此事在当时奉军中，引起震动。

还有一次，张作霖岳母王老太太的管家，身穿上校军装，乘坐火车没有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扒去军装，痛打一顿。但此事有不同说法，田庸回忆，张作霖五姨太的母亲王老太太有一个厨师，乘坐火车时，占据头等包厢，还拒绝买票。常荫槐命人将其拖到车下，施以杖责，打得这位“厨子”都站不起来了。张作霖知悉后，不但没有责备常荫槐，反而赞赏有加。也有资料称，在诛杀杨、常时立下“首功”的高纪毅，也曾因没有买票而被常荫槐从车上拖下去。

常荫槐执法无情，无论是老派和新派人物中，都有人与他结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庇护着他。一旦老帅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最终灾祸临头。那么，日本人对常荫槐又是观感呢？也提不起来。因为常荫槐主持修筑了大虎山至通辽的铁路，这是中国自建的主要铁路干线之一，“所有建筑费用，均由京奉路提拔供给”（《奉天通志》）。听说要修大通铁路，日本人气坏了，因为这条铁路与日本人的南满铁路几乎平行，“屡次提出严重抗议”，但常荫槐不惧威胁恫吓，加紧施工，终于修筑成功。《满铁调查内幕》一书称：常荫槐是“实际执行‘包围满铁计划’的杰出人物。”日本人怨恨常荫槐，造他的谣，就是这个原因。

关于常荫槐和老派人物的关系，有一件事可资佐证。在一次军事预算讨论会议上，常提出一个“统一东三省金融方案”，打算把奉天的东三省官号银行、吉林的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的广信公司“合并”到常荫槐控制的铁路银行，显然，这么大的“金融手术”不会获得通过，元老级人物张作相就公开表示反对，其他人不置可否。散会后，张作相走在前面，杨宇霆和常荫槐随后而行，常故意高声说：“东三省的事真不好办，事事有他从中阻碍”，这明显是给张作相话听呢，可见常荫槐与老派人物，也是水火不容。

枪毙杨、常以后，张学良曾对他的外国顾问端纳说过：“若干时以前，老帅的几位旧属前来告诉我：杨、常已订一月十二日在沈阳发动叛变”，因而吁请张学良“迅速逮捕杨、常处死。”1928年1月9日，也就是杨常事件的前一天，“老帅的旧属又来要求少帅迅速处死杨、常。”这些人对张学良说，不剪除杨、常，“必为大患，悔将无及。”

那么，杨常是否真的有意发动“叛乱”，弑虐张学良呢？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二人虽有野心，但不掌军权，根本不具备发动政变的条件。据吴相湘《杨宇霆之死是否端纳告密》记载，常荫槐曾在黑龙江公署与许兰洲和刘德权谈及此事，常说：您二位老上宪（常曾为许、刘部下，故此尊称）看汉卿这个样子（张学良注射吗啡，身体虚弱），如果将来不能支持的时候，谁可继承后任？刘德权说，当为张作相。常问：您看邻葛怎样？刘德权说杨宇霆骄气过重，不行。常荫槐叹了口气，说：邻葛已改了许多。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杨、常二人虽有野心，但并无“行动”之意，只是寄希望于张学良“不能支持”之时。但即有谣传，当有根由，人家怎样不造别人的谣呢？

常荫槐“治路”：“操纵把持”

常荫槐在治理乱局的同时，还主持成立了交通教育监督处，并在锦州创办交通大学（后改名东北交通大学），以便培养铁路专业人才。在铁路沿线上的重要城镇，常荫槐有计划地设立扶轮中学、扶轮小学，“从娃娃抓起”，培育后备人才。常荫槐还兼任其家乡学校的名誉校长，据1929年1月《新民晚报》报道，常每次回家省亲，就杀一口猪，抬到学校，“大宴生员”，与学校师生相处融洽。

但在人事安排上，常荫槐有任人惟亲的一面，遇有重要职务，多安排亲近人士。杨常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常荫槐从黑龙江返回沈阳，要求张学良罢免中东铁路督办吕荣襄，继任者也替张学良想好了，就是刘哲，因为刘哲与常荫槐的关系较为密切。据旁观者回忆，常荫槐手拿纸笔，蛮横无礼地要求张学良立下“批条”。这等做法，引得张学良气愤异常，当场予以拒绝。

杨常伏诛后，张学良发布的《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布告》中，有这样一句，“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其中，“把持”兵工厂的是杨宇霆，而“把持”交通事业的自然是常荫槐了。

说常荫槐“把持”交通，并不冤枉，而是有据可查的。1927年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出兵河南，日本士官派出身的第十军军长于珍率部渡河时，常荫槐从速调拨车辆，数量充足；但当常荫槐看不起第十一军军长赵恩臻求请车辆时，速度和数量都打起了折扣，作战参谋处惟恐贻误战机，用军团长名义急电催促，严加责问，但常荫槐不为所动，反而复电称上峰听信谗言，有意刁难－－我就那点东西，老天爷又不“下”车皮，你让我上哪儿弄去？

1928年，奉军从河南、河北向北京撤退时，张学良所部三、四军团是殿军，最后撤退，当撤退列车经过各火车站时，水塔都被常荫槐所属的交通队提前炸毁，致使火车供水困难，因此，三、四军团的人对此十分愤恨。

当奉军撤离北京时，常荫槐将京奉铁路上的机车和客车悉数拖到关外，铁路上没有火车，不过是两条“废铁”，阎锡山（奉军撤退后，南京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致电张学良，要求放还火车，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常荫槐却不买帐，公开表示：“这是我的事情，我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常荫槐“把持”交通，将其视为禁脔。1927年7月，张学良提升常荫槐为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也去齐齐哈尔（当时黑龙江省会）赴职，但却不辞去北宁路（原京奉路，东北易帜后改称此名）局长和东北交通委员长两职，只是安排心腹郑谦代理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会长。张学良再三督促常荫槐尽快交权，但一直拖延。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走得很近，已不避耳目。想来，恐怕是有强强联手，制衡张学良的意思吧。一天，二人同见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拨款扩充兵工厂。张学良表示财政困难，各方面都在裁减经费，兵工厂也无力扩充；就算是必须扩充，也没钱呐，老天爷又不“下”大洋。杨宇霆当即表示，铁路方面可以按月代拔。转过头来问常荫槐，常说：没问题。当时，张学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因为就在前几天，张学良要求常荫槐帮助筹集军费若干，常荫槐粗暴地说：没有。

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精明干练，是“运筹于帷幄之中不可多得的智谋之士”，但其缺点也很明显，“为人高视阔步，目无余子，恃才傲物，惟我独尊”，尤其是他们还十分轻视张学良，甚至可以说，常荫槐比杨宇霆更进一步，总把张学良当小孩子看待，与张学良商谈公务时，“口呼汉卿，慢不为礼，且独断独行，上峰之意见尚未定，则已为己意行之”。在与人谈话时，常荫槐不分场合，多次表示：“小六子少不更事，懂得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当张学良问及铁路帐目时，常竟以轻蔑的口吻说：“一个年轻的人知道什么铁路！”（吴相湘《杨宇霆之死是否端纳告密》）

常荫槐“外交”：“很不讲理”

1927年，张作霖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委潘复组阁，常任交通部次长，掌管交通部大权。据报载，“常在交部，对于部员优礼有加”；但对外人则相当强硬。关治宽《满洲事变》一书中称，1928年，日人町野和江藤开始同张作霖就铁路问题进行“磋商”，杨宇霆和常荫槐“一直表现出强硬态度”。

张作霖的军政府，自1927年至1928年间，有两件大事。其一是蒋介石的北伐军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其二是中日交涉。顾维均在其回忆录中说：“日本趁机利用逐渐不利于北京政府的军事形势，把许多要求强加于张作霖，这是它对华政策的典型表现。向大帅提出的最为重要的要求，是关于要其接受中日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和中国的四洮铁路的计划。”

据顾维钧回忆，南满铁路的代表们原打算与常荫槐举行会谈。但常采取了回避政策，“当日本人得知他在天津而去天津时，他会突然又到北京；当日本人到北京找他时，他又悄悄地溜到天津。据说有一次日本人得悉他要到一家妓院请客时，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他。但是他说那不是谈公事的地方，约他们去部里相见”。第二天，满铁代表又找不见常荫槐了，“部里”没有，“院里（妓院）”也没有了。

日本人找不到常荫槐，索性直接去找张作霖。日本公使芳泽坚持“一并”解决“满蒙铁路悬案”，特别提到共营“满洲南北铁路干线”的要求，坚持要求张作霖答复，行还是不行，给个痛快话。张作霖“满足”了芳泽的这一小小要求，说你不就是要一个“答复”吗，那好办，现在就给你一个：“不行”。芳泽公使跑了好几圈，竟被兜头泼了一盆凉水，气得乱蹦，随即警告张作霖大帅说，如果没有日本人的支持，你不过是个马贼，难以维持北京政权。“大帅说如果他不能控制北京局势，就回老家－－满洲去。芳泽说，没有日本的帮助，他难于回到沈阳。”顾维均在回忆录里写到。

关于吉会铁路，与常荫槐密切相关，值得一提。吉会铁路是指从吉林经延吉过图们江至朝鲜会宁的铁路，与朝鲜铁路相接。吉会铁路最早可追溯袁世凯时期，但袁称帝失败，日本的阴谋没有实现。1918年，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真川孝彦签订了《吉会铁路垫款合同》。商定借款l000万元，年息7.5厘，并以吉会铁路所属财产及其收入作为担保。但实质上，这只是“垫款”合同，并没有进步实质阶段，因为这条铁路关系甚大。

在日本人的强烈要求下，张作霖口头答应修筑吉敦路延长至图们江的一段铁路（属于日本设想的吉会铁路一段），但要求日本“垫款”日金五百万元。但订了合同之后，张作霖又声明“不能履行”。其“逻辑”大约是这样的，如果你想把钱借给我，我就用敦化到图们江的铁路作抵押。但是你现在借我的钱，并不是修路的，而是买军火的。如果你真的借钱给我，那么你将拥有如下权利：这条铁路由你来修筑，修筑后咱们“共同经营”。可当拿到军火以后，张作霖又说，我现在不想修那条路了。

关于吉敦延长垫款合同的签订，常荫槐也百般阻挠。当时的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赵镇，在其《常荫槐与吉会铁路签约经过》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此事。1928年3月初，常荫槐因事到济南，指派赵镇代理部务。期间，潘复总理电告赵镇带着交通部的印章和常荫槐的名章到春藕斋。刚一进门，遇见一位姓周的秘书，指着赵镇手拿的“黄包袱”，说：“是部印么？交我吧！你略候一候。”随后，就进了东屋。少顷，潘复手拿一份文件给赵镇看，封面上写着《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潘复说：“这是吉敦铁路延长至图们江，由日本垫款日币五百万元的合同，今日约定和日本铁道省代表中岛签字，部印已由这边盖了，常部长的名单可由你代为铃盖。”赵镇吃了一惊，说：“我暂行代理的范围，只限于日常例行公事，似此重大问题，无权代办。若有必要时，请您给我一个手谕。”潘复说可以，转身离去，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手持张作霖的“手谕”回来了，交给赵镇。于是，赵镇便在合同上铃上常荫槐的名章。

第二天，常荫槐回来了，赵镇向其汇报此事。常说：“我知道这事，是帅府秘书长任毓麟和潘总理会同日本顾问河野少将所办的，其垫款日币五百万元系供给军需品，并不是以现款来筑路，我很不赞成，但不能阻止。”

这期间，日本曾想逼迫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路条约，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休想出关，甚至不能过天津。常荫槐当时主政交通部，签约之事，首当其冲。但常荫槐对日本人的侵略要求，反应强烈，声称“不愿作日人工具”。当了解到张作霖有“应允”之意时，常荫槐表示“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宁可牺牲代理部长职位也不能答应什么条件”。《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64页也记载：“日本政府强迫张作霖签订修建满蒙五路条约时，常拒绝签订。”

皇姑屯事件时，常荫槐与张作霖同车返回，但仅受轻伤。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日本要求东北当局承认并履行张作霖生前签署的有关铁路“密约”，常荫槐答复日本代表：“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因此，日本人大骂常荫槐“很不讲理”。（《山本条太郞传记》624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常荫槐对维护东北路权和铁路建设“功不可没”，“令人钦佩”，是有一定道理的。再加之常荫槐“治路”有方，所以田庸称“常荫槐是东北交通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似乎也不为过。

但古语说：邻国之贤，敌国之仇。咱们说常荫槐这么做对，但日本人却像怨恨杨宇霆那样，怨恨常荫槐，因而极力挑调离间。据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记载，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放出谣言，说皇姑屯炸车是“杨宇霆、常荫槐密谋推翻张学良的行动”，一面又发布“张学良枪毙杨宇霆、逮捕常荫槐”的假消息，“使之互相疑忌，以便引起内变”。

常荫槐“练兵”：取死有道

在杨宇霆的斡旋下，常荫槐谋得黑龙江省长之位，成为封疆大吏。此后，常荫槐踌躇满志，与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争夺权势。其实，常荫槐任职黑龙江省长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干了一件令张学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事情”。仔细想来，常荫槐拒不交出“交通事业”，又变本加利，图谋东北铁路督办的高位，张学良当然会生气；常荫槐就任黑龙江省长后，经常“欺负”军务督办万福麟，惹得万福麟直冲张学良发牢骚，甚而声泪俱下，张学良也会生气。但这些，张学良都还可以容忍，本来，奉系经营东北，已十有数年，难免沾染曾国藩所说的“暮气”。其表征之一，就是官员倾压，只顾揽权，经营一己私利。对此，恐怕张学良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常荫槐在黑龙江所做的那件“事情”，却是张学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张学良不能容忍呢？那就是编练山林警备队。据张学良讲，他对于杨常二人的飞扬跋扈，总是尽“最大的克制和忍耐”，在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时，还升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编练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规军，但杨宇霆却给以大力支持，装备十分精良。对此，张学良不免怀疑：“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军队呢？不能不使人生疑。”

万福麟向张学良密告：“常荫槐故意稽压黑龙江的军费”，“扩充山林队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常荫槐曾向“奉天兵工厂洽领枪械”，“并有向捷克斯克达（捷克斯洛伐克）厂买军火的传闻。”（有资料称，常荫槐并未向捷克订购军火，而是买了32辆火车头和16艘轮船，还有拖船若干）。

笔者以为，正是因为常荫槐在黑龙江编练山林警备队，才使得张学良下了除掉二人的最终决心，因为在当时，军队意味着一切。

前面提到，常荫槐的大哥常荫廷在黑龙江势力较大，办过“游击队”。常荫槐到黑龙江后，便想利用他大哥的“人脉”，加之杨宇霆所办兵工厂的枪械弹药配给，再加之自己的铁路资金支持，编练20个营的山林警备队。可能，常荫槐和杨宇霆核计过，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没有军队，只能玩“小”的，而玩不了“大”的。所以才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军队。1918年，杨宇霆不也和徐树铮合谋，在信阳、洛阳等地私自招募了四个旅的军队吗？后来，张作霖免了杨宇霆和徐树铮的官，吓得杨宇霆躲在北京，不敢回东北，其潜台词就在于：

－－我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军队。

－－如果你一旦拥有自己的军队，那么你就是敌人。

其实，对于常荫槐的山林警备队，张学良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明确告诉常荫槐，黑龙江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常荫槐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充“兵力”。要知道，常荫槐是黑龙江省长，而万福麟才是军务督办，常荫槐的山林警备队自然让万福麟感到威胁和不安，而万福麟又是张氏姻亲，也自然会将常荫槐的一举一动告知张学良。可以说，常荫槐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引起张学良的“杀机”。

张学良曾与卢广绩谈到，他对杨常两个人都“恨之入骨”，但程度又有不同，“处决常荫槐的决心下得较早，而对杨宇霆还有些犹豫。但是，如果只处决常荫槐，杨宇霆必生枝节，索性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从这个角度来说，倒是常荫槐连累了杨宇霆，而不是杨宇霆连累了常荫槐。

除此之外，常荫槐也和杨宇霆一样，与张学良存在“政见之争”。

后人在谈及杨常事件时，总是“忽略”常荫槐，多半是因为杨常二人“政治观点”完全一致。在东北易帜问题上，也是如此。常荫槐也认为蒋介石言尔无信，易帜后就会被蒋吃掉，更何况，蒋介石难成气候，跟着他就是找倒霉。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举行易帜庆典，东北保安委员会全体委员与南京政府代表合影留念产，杨宇霆竟愤然离去，不参加合影，弄得张学良十分难堪。当日，沈阳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号及社会团体，均悬挂青天白日旗，但杨公馆和常公馆均拒绝悬挂，将矛盾公开化。

在酝酿东北易帜时，关内各方面都派代表到沈阳，争取支持。白崇禧派的是叶琪、何千里，唐生智派的是刘兴，而蒋介石派的是何成浚。这些人到沈阳后，都去见杨宇霆，因为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杨宇霆是东北实力派，似乎可以左右东北政局。杨宇霆也说：“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作主，汉卿是个小孩子，不必理他。”

这些人信以为真，对张学良也就有些“忽略”了。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张学良见到刘兴，知道他是唐生智派来的，大吃一惊。张问：你到沈阳，为什么不来见我？刘兴说：我已经和杨督办“面陈一切”。第二天，张学良诘问杨宇霆是否和刘兴见过面，杨宇霆傲然回答：“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张学良十分不满，事后，有人告诉张学良，“杨宇霆这些做法都常荫槐策划的。”

常荫槐伏诛：天意人意

枪毙杨常的情节，已经广为人知。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当天下午，杨、常二人相偕去见张学良，敦促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其督办由常荫槐担任。并且声称，将东北全境铁路，包括中东铁路在内，一并划归铁路督办公署管辖。张学良表示，中东铁路为中苏共管，已为条约载明，应从长计议，免生枝节。但杨、常二人仍然像日本人对待溥仪那样－－请皇上马上签字，卑职好去办理。张学良推托晚饭后再做决议，二人说也好，就回去吃饭。再回来了，即双双毙命于帅府老虎厅。

而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张学良决意除掉杨、常，打电话叫他们去打麻将，二人信以为真，就去了。不料，麻将没“打”成，倒“打”了枪。王家桢和高纪毅的回忆录，均持此说。据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张汝舟回忆，事发当天，他就在帅府，亲眼目睹了事件的经过。

据张汝舟回忆，1929年1月10日午后4时，张学良叫他给杨公馆打电话，叫杨、常来帅府打牌。在电话里，杨宇霆问：“都有谁？”张汝舟回答：“没有外人了，就是长官和太太，还有常省长。”杨说：“常省长在我这儿，一会我们过去。”

张汝舟说，就是他把杨、常让到老虎厅的，随后，他去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下楼时，悄悄地对他说：“我进去以后，你得想法叫我出来！”张学良走进会客厅，和杨、常闲了几句，转身对张汝舟说：“你上楼把哈密瓜拿来，不必泡茶了。”

张汝舟灵机一动，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在外边转了个圈，回去和张学良说：“哈密瓜在楼上冰镇着呢，太太正在洗澡，您自己去取吧。”

张学良心领神会，站起来说：“二位稍等，我去拿瓜。”

张学良和客厅里出来，带上门，向张汝舟指了指南边的门，就上楼去了。

刘汝舟把南门打开，冲进来四个人（据高纪毅讲，是6名卫士，还有他和谭海），头一个是谭海，随后是高纪毅、刘多荃和苑凤台。这四人闯进客厅，便开火了。当时，杨宇霆正在客厅里来回踱着，见四人闯进，惊呆了，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中了枪；常正坐在沙发上，也中了枪。张汝舟说：“这两个煊赫一时的家伙，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杨、常就死后，有人用地毯把他们的尸体包起来，放到帅府花园隐蔽处。第二天早晨，用汽车运到南关风雨坛姜公祠（杨宇霆为纪念被郭松龄枪杀的姜登选而修的祠堂），并召来粮秣厂厂长葆康和被服厂厂长潘廷贵，这二人都是杨、常的亲信，吓得直哆嗦，张学良安抚他们：“杨、常的事，和他人无关，不必害怕”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曾引发一片恐慌。通往杨、常两家的主要街道也被荷枪实弹的军警封锁起来。杨、常两家的眷属更加害怕，常荫槐的儿子溥彝、俊彝越墙逃到邻居家躲藏。但张学良奉行“罪不及妻孥”的原则，派专人到两家“尉劳”，并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学良还给常荫槐写了挽联：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考常荫槐生平，并无致死之罪，但其狂妄自大，四面树敌，也可称“政治糊涂虫”。归其终了，死于非命，亦有其取死之道。想来，可发一声“可惜”。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张学良诛杀杨、常二人后，派东北边防总司令部外交处的胡俊携带他的亲笔信，专程赴日会见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郞，面陈处决杨、常的原因和经过。这个床次竹二郞，称得上是日本政界的一个怪胎，他打算推翻田中义一内阁，而由他组阁。但是，缺钱呐，就找张学良拉“赞助”，说只要他当首相，就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那要多少？算了算，一共得用四五百万元，要张学良担负三分之一，大约150－200万元。张学良说行啊，“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取胜，将来组成内阁，日本政府将会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暴力。”值啊，漫说200万，再多也行啊。但王家桢提议经谨慎行事，得看看这个床次有没有实力“竞选成功”。不过，为了搞好关系，还是先期支付了50万元。据传，张学良卧室的保险柜里曾有一张50万元的收据，就是这笔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现了这张收据，引出一场轩然大波。

因为床次竹二郞与杨、常关系密切，所以有必要向其解释，为便为将来的“合作”打好基础。此间故事，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