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去世了，引发了举国的悲伤与悼念。
他不是什么大英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在疫情初起之时，他有了敏锐的察觉，于是在大学班级群里提出警示。很快。他被辖区派出所训诫，理由是“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
接受训诫之后，李医生继续回到岗位上为病人服务，随后被病人携带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2月7日凌晨不幸病逝。在治疗过程中，他还乐观地认为问题不大，希望康复以后赶快回到一线。
他有一个同为医生的妻子，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
人们纪念和哀悼李文亮医生，主要是因为他和其余7位被训诫者最早拉响了警报，被称为“吹哨人”。曾光对他们的评价，代表着社会的共同心声：“这8个人是可敬的，他们是忧国忧民的，有一定见解的。”
也许李文亮医生一开始的出发点并不是忧国忧民。在班级微信群这样的有限范围内对身边人提出警示，只是源自对亲朋的关心，通过截图我们看到，他还提醒群里的人“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这事实上还算不上是公共言论，与造谣“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虚构信息散布”存在很大的距离。所谓虚构，一开始是他把病毒认作SARS，但后来又纠正称“还在分型”，就此，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也曾刊文认为并非完全捏造。
强大的技术能力让管理单位很快就能发现他所进行的“内部提醒”的内容。如果彼时能够从科学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去重视这些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就很可能不必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局面，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样的话，李医生的行为就真正转化为忧国忧民了。
很可惜，当时的角度不是科学，态度也不科学，李医生被训诫，训诫书上写着，“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们现在无法获知对于李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所谈及的内容，是用何种机制来判定真伪。按常识理解，应该是要去他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调查核实，获得言论违法与否的依据。一旦去调查核实，就应当能够发现疫情的苗头，从而牵动更多的责任部门、专家队伍加入研判行列。
矛盾就在这里，真实的情况被判定为谣言，让“吹哨人”的角色失效，还可能让人们在今后不敢“吹哨”。
今天我们对疫情的举国防控，采取的是网格化管理，尽力做到滴水不漏。事实上，在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上，公安部门也早已实行了网格化管理。相比之下，前者是临时措施，后者是常态措施。
疫情爆发之前，疫情防控的网格化并未启动，而社会管理的网格化则持续有效运转，但这就意味着，因为领域不同、专业不同、目标不同，后者很可能会压制前者，让它很难被触发，变得不灵敏。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瘟疫永远不会离开人类。它到来的时候，总是悄无声息；人类发现它的时候，往往是在它的破坏行动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人类要对付它，还有一个从绝对被动到日渐占据主动的势力消长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支付生命与经济代价。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有强大的科技能力，以及以科技为基础的公共卫生系统，科技连接全社会，任何神经末梢感受到的异常，都能够被科技捕捉。所以人类虽然无法消灭瘟疫，但可以及时发现它，继而快速压制和战胜它，把代价控制在最小限度。
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些末梢愿意说话，并且勇于说出事实。
如果整个社会的神经网络系统在基层运转时客观上有一种抑制真实信息的功能，那么再强大的科技能力也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是疫病灾难，包括地质灾难、气候灾难、社会灾难，均是如此。
一个正常的社会神经网络系统，应该时刻告诉人们，专业的人要敢于“吹哨”，不必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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