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教授与他的新著《文心雕龙讲记》（广西师大出版社，2021）

龚鹏程先生的新作《文心雕龙讲记》，是近年最有特色的一本“龙学”著作。龚先生是旧体诗文的大家，以文人而通文心，自非缺乏创作经验的专门学者可比。笔者第一时间蒙先生赐书，展读数日，感觉意蕴宏深，非博雅如先生不能为也。

我认为本书最有趣的一点，是揭示了《文心雕龙》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龙学”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显学，学者往往默认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但龚先生指出，这种认识与事实大相径庭。《文心雕龙》诞生伊始就受到世人冷落，明代以前极少有人提及。以文章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没有一个提到过《文心雕龙》——对一部讨论文章的著作来说，这种沉默恐怕比批评更令人难堪。直到明代晚期，《文心雕龙》才有了“热度”，论者渐多，至清代骈文复兴，此书的地位有所提升，不过赞誉的声音主要来自骈文家，所赞的对象也不是“理论”，而是文章。

那么，《文心雕龙》在当代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地位呢？龚先生对此问题未做展开，但我们不难找到答案。《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见的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范文澜语）的著作，在西方话语笼罩下的学界需要一部这样的著作弥补中国在文学理论上的“弱势”，于是《文心雕龙》被抬到极高的位置。类似的例子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氏此书问世后，在词坛上并未激起反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寂寂无闻，最后也是经过学界的宣扬成为经典。换言之，这两部著作的经典地位，都是由学界树立，而非出自文人的选择。

这种模式制造的“经典”，对历史上的创作实践有多大的指导意义？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钱钟书对此颇有微词：“我们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研究（指《文心雕龙》等理论著作）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读〈拉奥孔〉》）。倘若仅仅将《文心雕龙》视为文学理论，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学理论是虚悬的，从来没有落实到创作上。

但是，这不等于否定《文心雕龙》的价值，只是说，我们不应将它窄化为西方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事实上，这里的“西方”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中国学者的一种想象）。龚先生此书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见，为我们阅读《文心雕龙》提供广阔而多元的进路，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的“文”之宏阔。说实话，以往我对《文心雕龙》兴趣不大，主要是因为现有的研究总是让我想到宋人邵雍的话：“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而龚先生此书恰恰拓宽了“窄路”，如孟子所说“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了！

受到龚先生的启发和鼓励，我也大胆写下一些对《文心雕龙》的浅见。我认为在中古时代，以大量引入佛经为契机，有过一个重视理论建构的时期。其时印度佛教已高度学理化，弥补了中国传统中逻辑方面的缺陷。《文心雕龙》就是在此风气下产生的著作。它不再追求零碎的名言隽语，而试图构建一个宏大周密的体系。我们知道，对逻辑来说，形式是不可缺少的，这就导致它不可能通体皆妙，势必有很多钱钟书所说的“陈言加空话”，就像一个数学公式中不可能只有数字，还必须有符号一样。到唐代中叶，随着不立文字的南禅兴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现在文艺上，就是不再重视逻辑、法度，而讲究意会神到。试看南宋《沧浪诗话》提倡的“妙悟”，以禅喻诗，完全放弃甚至排斥建立体系，即可窥见风气的转变。“重意轻法”的后果是，虽然脱去了体系所必须的乏味负担，但也难以求得整体的进步，就像断线风筝，摆脱羁绊的同时失去了方向，陷入一种循环怪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人不重视《文心雕龙》，未必不是一种遗憾。

龚先生此书胜义纷呈，非此区区小文所能尽举。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似乎可以讨论。比如他说：“因物象改变，我们的心态、感情也随之改变。这看起来跟原型批评很像，其实内容底子完全不同，弗莱甚或荣格都不可能有中国的气类感应思想。”实则荣格写过一本书Synchronizität als ein Prinzip akausaler Zusammenhänge，明确受到《周易》气类感应思想的启发，提出了“同步性”（Synchronizität）的概念，描述客观现实与心理状态的非因果关系。

总之，这是一本极具诚意、极富趣味的好书，值得认真学习。

（本文原题为“再造龙学”，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文/来源：南方周末